我在改革时代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是短暂的。而且当时最著名的政治人物，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同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人的相识，是后来的事情。所以我对改革的回忆是一个普通人的回忆，是事件的一个不太积极的参加者的回忆，是莫斯科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的回忆。
    改革前的时代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静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在什么地方死去了。我在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初期见过许多真正的有智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有人自然都有反对情绪。
    这是一个关心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有反对情绪的时代。同样一个过程多次重复——头脑里被反复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公式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在了解了“本源”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和官方经院哲学以及“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感到震惊。如果一个人确信他领悟了包含在神圣的意识形态本源中的某些真理，而政权又偏离了这些真理并且社会也不理解这些真理的话，他自然会产生为人们擦亮双眼的渴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合乎情理地产生了“新教”。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旨在改变世界的历史乐观主义的和行动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到官方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之后，必然会产生不仅“为人们擦亮双眼”的渴望，而且会产生改变社会、进行“改革”的渴望。
    下面是我难以忘怀的发生在早已逝去的时代的两个小故事。
    1963年或者1964年。在我就读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有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学生，因精通马克思主义而出名。系领导怕他，因为怀疑他搞地下活动。他患有一种眼病，结果双目失明。他已经结婚，但是有一个情人——一个学艺术的可爱的姑娘，她认为他是一个既勇敢又浪漫的人。有时他们一起逃课，躲在历史系大楼的某个角落里，她给他朗读书籍。有一次我走近他们，听到她在给他朗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不时打断她：“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我们再把它读一遍。”这一情景现在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第二个小故事发生在1969年或者已经是1970年。我认识一位哲学家，他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有段时间居然一路高升（甚至开始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讲课），同时秘密地参加持不同政见运动（后来自然脱离了这一运动）。他让我和其他人阅读并推销私自出版物，我们为此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付钱，从读过私自出版物的人那里拿来钱，再把这些钱交给他。这些钱后来用在政治犯身上。我记得，他有一次给了我一本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我没有读完（我不太感兴趣），但是后来仍然给了他钱。他对我不是很友好，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不与他争论，这显然更加令他不高兴。有一次我们偶然遇见了，他无缘无故地突然发作，甚至恶狠狠地对我说，像我这样的人什么事情也不会干成，因为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20世纪完成一切伟大的事业。我记得我当时对他说：“或者譬如希特勒。”
    当然，活跃的“改革”情绪和沿着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派）轨道对民主思想的探索的高峰是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改革情绪开始消失。到80年代中，我上面所讲的那样的人实际上没有了。有的去了西方或者以色列，有的成为正常的苏联科研人员。我不知道我所回忆的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后来怎么样了。至于第二个，我在后改革时代见到过，此人成了一家自由派杂志的温和的万事亨通的编辑，我当时感到，他最怕的是我向他询问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从1970年代初起一直在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作，在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当中有许多熟人，但是几乎没有再遇见过（我开始写的是“没有见过”，但是随后想起来几次“令人怀疑的情形”，于是补充上“几乎”这个词）真诚的和有智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的熟人中有许多彻底的“西方派”，有佛教禅宗信徒，有正教教徒，有法西斯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等（当然，描述大多数人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是活着，没有任何信仰）。但是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我知道我认识的人有限，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是有的，但是在我这段时间认识的150名人文科学知识分子中我费了好大劲才想起来几个令人怀疑的情形，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段时期真可谓是凤毛麟角。
    无论这多么奇怪，我在改革时期还认识了一位非常聪明的中年妇女，她是我所在的研究所的一位真挚的和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她甚至把马克思和列宁称为“经典作家”。我开始时弄不懂她说的是谁，后来认为这是讽刺，可当我确信不是这样时，感到非常震惊。
    随着非官方的、改革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消失，政权摆脱了唯一能够唤起人们采取有明确目标的“革命”行动的真正危险的意识形态。填补真空的思潮比实际上谁也不相信的官方意识形态差了许多倍，但是带来的直接威胁则小得多。像我那位校友一样熟读《国家与革命》的人应该做点事情，应该呼吁进行某种改造并制定改变苏联制度的某种计划。熟读佛教经书或正教哲学著作的人不会做任何“危害社会的事情”。这种人甚至更容易随波逐流，说一些对其没有任何意义的套话和参加对其没有任何意义的仪式。这很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代的情景：新教徒是罗马教廷的激烈的敌人，而在罗马教廷有许多根本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的人，但是他们是非常忠诚的人。
    如果不算这段时间得到传播的各种宗教迷恋的话，在70年代有两个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对政权不太危险的主要的社会世界观。
    第一个是“西方主义”。与作为行动的、“改革”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主义只是认为，“我们这里一切都不好”，而“那里一切都好”。当然，许多位高权重的“西方派”对自由化有一定的促进，但是这种世界观没有产生任何改造现实的方案。西方主义的信仰者往往认为，我们这里一切糟糕透顶，什么也干不成，也没活干。从这种“西方主义的”信念中产生的唯一真正的激进行动是离开毫无希望的国家。我的熟人中有许多在70—80年代迁移到了西方或者以色列。许多俄罗斯人冒充犹太人，寻找犹太家谱或者娶犹太女人为妻（有的是假结婚,有的不是）——只是为了离开。
    当然有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但是这种活跃是不能再忍受垂死的威权主义气氛的单打独斗者的活跃，他们也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现状的认真的思想，没有任何改造社会的计划。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最终迁移到了西方，一些人在那里获得了照苏联标准无法想象的金钱，并且过上了在我国只有高层官僚能够过上的生活。依我看来，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和著述没有什么意思。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广为流传的私自出版物，到1980年代“一蹶不振”，这部分是由于持不同政见者一个接一个地迁移到西方，也部分地纯粹是由于兴趣的丧失。
    第二个是“斯拉夫主义”。在1960年代甚至在1970年代初，从官方的经院哲学“后退”到列宁的著作，随后“后退”到马克思的著作（早期马克思的著作非常流行）、黑格尔的著作（及其分支）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民粹派的著作。我记得1967—1968年我曾经读过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并对我的一位精通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的同志说，别尔嘉耶夫是一位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作者。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一直想读他们当中某个人的作品（俄国唯心主义者哲学家们），只是老没功夫。”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大家开始读俄国宗教哲学家们的著作，因此没有功夫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俄国唯心主义思想的痴迷能够与西方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往往导致某种程度的法西斯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它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犹太人的和共济会的反民族主义阴谋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对官方教条的否定甚至比“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加激进，但是对于政权来说这种意识形态也是安全的。因为这样的爱国者把苏联视作在20年代的“犹太人的坏影响”之后复兴的新的俄罗斯帝国，而把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削弱政权的尝试看做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阴谋的继续。在我的圈子里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并不特别多。西方主义占主要地位，于是“爱国主义者们”感到自己受迫害。但是西方主义者们却极其害怕“爱国者”，因为认为政权支持他们，并且认为他们在民众中扎根很深。

可见，在知识分子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完全否定官方意识形态的教条、但是没有要求任何社会积极性、任何革命活动或者改良活动的意识形态潮流和情绪。在从1970年代初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的整个时期，我不记得与朋友们在谈话中议论过一次改造社会的计划，虽然许多谈话是相当坦率的，而且在我的熟人中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与持不同政见圈子有联系、后来迁移到西方并且在那里相当活跃的人。但是在西方他们也没有把任何他们在国内秘密酝酿的计划公诸世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
    我写这些是为了说明一个想法：戈尔巴乔夫生不逢时。如果换一个历史场景，而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革的意识形态最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良意识形态，改革是姗姗来迟的苏联的布拉格之春的方案）来得早一些的话，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更多的社会主义”以及“列宁的教导”就不会处于真空之中了。在1960—1970年代之交有许多能够无限忠诚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有许多能够成为他的“军队”无私（或者有节制地自私的）的士兵和军官的人。只有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改良，通过“退回”到列宁、“退回”到马克思，才能在苏联实现渐进的民主化。但是为了进行这样的改良需要至少能够真正理解这些思想的人，他们不是把改良理解为掩饰，理解为形式，而是真正的理解。在1960年代这样的人有很多。在1980年代他们消失了。
    
    我应该讲一讲自己对改革前时代的看法。
    真实地回忆你在20年前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人的记忆力是这样工作的，人会忘记不符合他对过去事件和过去自我的现在反映的东西，把符合的东西挪到被忘记的东西的地方。像各民族创造关于自己的历史的溢美之词一样，个体也进行这样的创造，并且自己真诚地相信它们，相信关于自己的回忆的这些溢美之词。社会学家知道，如果现在对人们10到5年前的投票情况进行调查，得到的数字将与当年的投票实际数字有很大不同，而且符合现在的好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撒谎——他们真的是忘记了过去并且把所想象的东西挪到了真实的过去的位置。现在你找不到一个会回忆起他是怎么赞美叶利钦的人，而再过一段时间将很难找到一个记得他是如何赞美普京的人。我将努力作准确的回忆。
    我的观点是一种我讲过的消极西方主义的方案，带有一些由职业（宗教史）和纯粹个人特点所引起的细微个体差别。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自己研究过的信奉不同教义的教派在教会普世会议上的斗争与我们从苏共历史教程中所学习的列宁时代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之间的相似之处令我震惊。我明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种宗教。我认为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它们兴盛过，然后逐渐衰落。在苏联，在我生活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它现在正在消亡。当然，这不是“真正的信仰”。但是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我不憎恨苏维埃政权，也不憎恨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我认为我的职业责任是探索现实的社会发展机制，不断与官方教条进行斗争，这并不太危险，因为我研究的东西是相当“秘密”的。
    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我深信苏联政权注定灭亡，因为作为它的“灵魂”的意识形态眼看着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所以我认为政权做不出特别不好的举动——我的圈子中的许多人所固有的对重新开始“拧紧螺丝”的恐惧，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认为政权是一个软弱无力、日渐消瘦的老人。我把制度的演变定义为“向自由主义过渡的腐败”。我相信，最终应该建立西方模式的制度，但西方模式当时（现在也一样）对我而言并不是理想，而只是人类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但是我并不相信这种制度能够在我的有生之年建成，它对我而言是相当遥远的前景。我觉得在苏联政权和民主之间应该有一段在保留苏联制度基本轮廓的情况下彻底更换意识形态标记的时期。我把这段时期定义为相对不长的“苟延残喘的法西斯主义”时期。“苟延残喘的”——因为就整体而言强大意识形态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的法西斯主义只能是“勉强的”和不严重的。我一度觉得索尔仁尼琴可以成为这种制度的官方思想家。我一直在琢磨各种我觉得好笑的来自后苏联时代的报纸的公式，在这种公式中标记的更换与内容的保留结合在一起——“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这位农村村社的社长在关于新品种玉米的会议上讲到，庄稼人喜爱地把新品种称为‘白卫分子’（或者‘弗拉索夫分子’）”。苏联政权的垮台和“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当然会带来我非常害怕的某种社会剧变，但是我希望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垮台会以什么方式发生。我一度认为会发生军事政变。这种模式总的来说并不是不真实的，而且甚至部分地实现了。但是在它里面没有戈尔巴乔夫。
    我确信，社会流动机制，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内，在建立在已经死亡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是这样运转的：只有傻瓜或者由于不断做出蠢事最终也会变成傻瓜的无耻之徒能够升到“最高层”。我记得，在我工作的研究所里面讨论过我们所长能不能当外交部长的问题。我当时说，他所长还是能当的，但是他别想当部长，因为部长应该更蠢。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令我感到是对这个观点的充分证明。
    现在我明白，我当时这个非常坚定的信念与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是完全矛盾的，也是不正确的。但是现在在我思考戈尔巴乔夫在党内一帆风顺的仕途时我又产生了某种困惑。我认为，他的掌权是比中彩的可能性更小的一个历史方案的实现——有这样的事，但是机会很少，寄希望于此是愚蠢的。
    改革
    我当然听说过被选为总书记之前的戈尔巴乔夫，但是我认为他是众多毫无个性的上层人物之一。我记得，当阿尔巴托夫的一个熟人对我讲阿尔巴托夫院士在想方设法与戈尔巴乔夫建立良好关系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他说：“他在加工戈尔巴乔夫”）。我非常吃惊，问道，为什么恰恰是加工他。他回答：“他前途无量。”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令人感到他显然是一个真正地有意识地使国家走向自由的人，我感到震惊。戈尔巴乔夫完全不符合我的模式，我认为他是命运赐予的一个机会：不要改变这个模式并开始通过政变和“苟延残喘的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有计划地、而不是灾难性地走向民主。
    我当然不认为戈尔巴乔夫可以把我们领入“资产阶级的民主”——我觉得这是相当遥远的前景、是当时离我们还没有这么近的21世纪的问题。我认为正是“改革”、“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良”是现实的前景。我认为，当然能够把苏共改造成社会党、议会党，一个能长期保持类似于印度国大党所起的作用的党，这个党能够不断在选举中战胜涣散的、没有能力联合的各种激进分子的反对派——共产党正统派、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各种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这样的党统治25—30年——那时就可以开始思考下一步的事情。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我才第一次出国。派我去芝加哥参加美国一个讨论改革的会议（我当时大概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会议，现在则完全不记得了）。在我发言的时候，大厅里的一个美国人向我提问：我是否相信能够在保留苏共政权的情况下实现民主化。我回答说：英国是与美国同样自由的国家，但它是君主制，甚至有参议院和国立教会。既然可以给中世纪的君主制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为什么不能给苏联政权和苏共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呢？
    我为“新思维“感到喜悦。我觉得眼前正在发生一个伟大的进程——各种意识形态和宗教、各种接受了普遍的自由主义价值的精神传统又加上了一个伟大的意识形态和传统——共产主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约翰二十三世和约翰·保罗二世的作用。天主教能够反思自己的过去，反思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东征，但同时能够不放弃过去，为当代民主世界加入自己的“音符”。我想我们也应这样反思自己的过去，但仅仅是反思，而不是简单地否认过去，并且为当代民主的“大合唱”加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对“光辉未来”的追求、对全人类建设的热情。我觉得当代“自由世界”缺乏这一点。
    我的处事之道发生了改变。我从来不是“爱国主义者”。我认为，国家是不能选择的，既然你生在这个国家，就应该努力使它变得更好；我从来没有想过迁移到西方，但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国家骄傲过，虽然我并不像我的许多熟人那样认为它是十分可怕的和毫无希望的。相反，我不喜欢与外国人交际，因为我总是为我是俄罗斯人而感到少许羞怯。只有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我才体验到以前我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的国家和国家领袖的骄傲感。我记得我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说过：“先生们，正在发生的事情多么美妙！我们的总统在会晤美国总统，显然我们的总统更聪明更出色。”这种十分令人愉快的、此前我从未有过的感觉在1991年之后重新完全消失了，但是我感谢命运和戈尔巴乔夫，毕竟我在度过余生之前体验到了这种感觉。

   同时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首先，我当然想参加这个进程，并且想帮助戈尔巴乔夫。但是转而研究当代苏联问题以及从事政治活动，过去完全没有列入我的个人计划。我曾有固定的生活计划和学术研究计划，我不想打破它。我逐渐对当代“改革”问题有了兴趣（我也是被吸引的），但是我抗拒过，并且与过去彻底决裂，在改革结束后放弃了自己从前的计划。第二个问题则复杂得多。我一直认为，在人文科学的任何一位诚实的研究者那里，在一个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这种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天然的、主要的敌人。我甚至认为，我不应该出版不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矛盾的著作。我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通过查索引看他们就该问题写了些什么，而且总是能找到合适的话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话。但是我从未引用过列宁的话，因为我认为这对我而言已经是妥协。我曾觉得写诸如“列宁是一个伟人，十月革命具有伟大的理想”这样的话简直是可耻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景。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和唯一能够成为改革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非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理想”、伟大十月革命（它的目标后来被“歪曲”）理想的意识形态，是“全人类价值”占首位、同时保留对待这种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的意识形态。既然我想帮助改革，我就应当开始说和写与我此前所做的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我在“进步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深受欢迎的文集中发表了几篇文章（《别无选择》，《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思考》，《在通向信仰自由的道路上》），在文章中我的调子发生了明显变化：我没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真理，而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和世界文化的伟大传统，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等等。
    我开始讲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令人尊敬的和好的一面，但此时人们已不再这样做了。改革迅速变成了革命。
    
    直到今天，当我回忆这段时期的时候，我还感到恐怖，老实说是憎恶。我的一个熟人当时对我说过：“我们这代人的时候终于来了。”确实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正是在俄罗斯，青年没有积极参加当时的事件（在其他所有国家，不仅在中欧国家，而且在苏联的其他共和国，青年人的作用都大得多）。我国的革命是40—50岁人的革命。也就是说，这是此前安静地坐在科研所里和自家厨房里的人的革命，其中绝大多数人为党员。现在这些人的恐惧消失了，他们迫不及待地为他们过去的无所事事、胡说八道、看风使舵进行补偿，把“停滞”时期郁积在心中的一切倒出来。首先郁积的是此前消极的西方主义，现在它突然活跃起来并且变成狂热的反共主义，还郁积了逐渐变成“红色和棕色的”我国的“爱国主义者”所称的“仇俄”情绪。
    我认为“仇俄”情绪与“亲俄”情绪（“斯拉夫主义”）一样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在民族的自我意识中与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一样应该存在对自己的爱和不爱。总是陶醉于自己的人，同总是憎恶自己的人一样，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停滞”时期郁积的恰恰是“仇俄”情绪，并且这种情绪大到使它具有了破坏性的形式。民主运动的许多积极分子的激进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正是在出现了民主改造的可能性的时期，许多人，包括我的一些熟人在内，制造了一些民主的噪音，投向了西方，并且在那里落户。显然，他们在西方落户的计划和他们的民主激进主义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种人认为他自己将不会承受他的激进行为的后果。
    我当时所称的“狂欢盛宴”开始了。我眼看着安静的“科研人员”或者此前在党内的仕途比较顺利的人，成了可怕的激进主义者。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俄罗斯所有灾难的根源、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主要危险和它葬送了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文章。一个人在1989年还在写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斯大林对列宁的歪曲，但到1990年，当他确信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麻烦的时候，却说正是十月革命和列宁是我国所有灾难的元凶、社会主义和苏联政权不能改革。
    所有能够动摇“苏联政权”的东西，都受到欢迎，人们并不为他们的要求完全相互矛盾而感到不安。例如，当时所有人都支持亚美尼亚人把卡拉巴赫从阿塞拜疆手里夺走然后并入亚美尼亚。我记得，在当时有名的“莫斯科论坛”俱乐部里，人们对一个可怜的阿塞拜疆人发出嘘声，因为这个阿塞拜疆人表示他个人强烈谴责苏姆盖特大屠杀，并说在阿塞拜疆也有民主派。谁也不相信他，并且要求他立即承认卡拉巴赫应该属于亚美尼亚。但是领土从一个共和国转让给另一个共和国需要有非常强大的中央。然而当时大家都在要求扩大共和国的权利、要求削弱中央，后来甚至要求解散苏联。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要求是互不相容的。
    我至今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些总的来说根本不算勇敢的、在这之前最怕触怒上司的人，在事关国家命运的时候却无所顾忌。例如，人们不怕在苏联解体之后我国的土地将变成前南斯拉夫那样大家相互交战的领土，而且是拥有核武器的领土。美国人显然非常害怕，可我们的人不怕。我现在不可能把一切都想起来，不能一一列举受人尊敬的人所实施的难以想象的愚蠢和不负责任行为，虽然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例子相当多。苏联解体的前景使我感到极端恐惧，我甚至给当时著名的《二十世纪与世界》杂志写了一篇名为《请小心帝国》的文章，我在文中说帝国的解体是一个合理的但是非常危险的过程：当非洲有英国人的时候，不可能有吃人肉的总统，当英国人离去之后，这样的总统就出现了。
    我不知道“在上层”、在戈尔巴乔夫周围发生了什么，但有时会了解到一些令我惊慌的事情。我举两个使我完全不知所措的小事，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有一次在亚洲国家研究所参加了对例行的苏联改造计划的讨论。当时提交讨论的是一个由两位青年研究人员起草的计划。这完全是一个连十年级学生也能想出来的幼稚计划：在所有的共和国就自决举行全民公决，如果一个共和国的某个部分表示反对的话，那么在那里再次进行全民公决，允许它脱离这个共和国。我现在有些东西可能搞混了，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可以想象，这样的计划若是突然被以某种方式加以实施，那么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争吵念头的各个民族就会打成一团，苏联的整个土地就会流满鲜血。打算把计划寄给“上级”。我说，计划是幼稚的，不应该把它寄出去以免丢人现眼。但还是把它寄出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得知，这个计划的两位起草者与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战友见了面，十分认真地同他讨论了这个计划，他对他们很亲切。我明白了，作为改革化身的国务活动家的意识也许与由于自由而变傻的初级研究人员的意识毫无差别。
    第二个例子。我曾经与一位当时相当重要的人物——一位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谈过话。我说，谁也不知道在苏联的各个共和国正在发生什么，应该迅速建立能够摸清共和国情况的中心。这个人自然把这次谈话理解为我想当这个中心的领导。他对我非常客气地说：如果您想研究俄罗斯自治问题，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相应的机构，给人给钱，但各共和国是另一码事，因为（下面我逐字逐句地引用）“民主化进程将在各个共和国进行”。这句话乍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是其中隐藏的意思却是，这句话意味着对这个人来说（这大约在1990年12月）苏联已经不在了。
    戈尔巴乔夫迅速失去了声望，成了所有指责和嘲讽的主要靶子。我觉得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指责中表现出奴隶心理。当所有人都无所事事、一言不发的时候是危险的。但正是戈尔巴乔夫使对政权的指责成为可能，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他不会对指责者构成威胁。当时所有人一下子向给了他们自由的人猛扑过去。就像被关在笼子里哀嚎的狗，一旦它们被放出来，立即会扑向打开笼子的人。我认为在表面的公开的民主激进主义后面隐藏着摆脱自由的愿望、回到极权主义的下意识的渴望。
    戈尔巴乔夫在劝说和解释，他在寻找“协商一致”，他可以表明他自己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这一切都激怒了人们，他是民主派的政治家——这也激怒了人们。令我生厌和恐怖的叶利钦是个“瞎子”。从我的角度看来，他在干荒唐事。他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改变着政治观点，令人感到他为了得到权力可以充当任何角色，哪怕是伊斯兰教徒。我认为他是一个在智力和道德上反常的人物。但是他是一个激进分子，是一个以不寻找“协商一致”并准备摧毁和破坏一切的人的口气说话的果断之人。
    民主派知识分子竟然把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偶像，令我感到无比羞耻。叶利钦成了革命领袖和新的俄罗斯国家的奠基人，成了我们的乔治·华盛顿。我认为，国家是什么样的，乔治·华盛顿就是什么样的。

我知道戈尔巴乔夫对局势失去了控制，但是我希望一切都能够应付过去。我越来越觉得，已经是停留在一定水平的自由上不再往前走的时候了，是适应这个水平、“消化它”的时候了。
    我现在仍认为，始终可以改变和保留苏联共产党（用另外的名称）和苏联（当然不是永远，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永远保留，但保留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可以的）。需要的只是及时地“嘘一声”。我一直在等待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想这样做，而且也没有这样做。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出现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十分矛盾的。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血的话，我就会举双手表示欢迎。顺便指出，我同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看法，即他们竭力阻止并终于使之未能签署的那个条约意味着苏联的灭亡。但是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是一些不太招人喜欢和“令人费解的”人。不清楚他们想干什么。清楚的只有一点，他们不想流血（与后来毫不迟疑地在莫斯科和车臣大开杀戒的叶利钦不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了那次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令人感到他们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记得我母亲（我妻子和孩子当时正乘坐客轮游览伏尔加河）这样问我：“今后会怎么样呢？”我回答说：“不会有任何结果。”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叛乱”的组织者发动“叛乱”是为了“免得良心受责备”，是为了能说：“我抵抗过了”。
    伟大与可笑总是在一起。依我看来，一个可笑的并可以说明当时的精神状态的事例是我没有参与“英勇的白宫保卫战”。我不同情白宫的保卫者们，此外，我实际上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攻击。但是在聚集在那里的保卫者中有我的许多熟人。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去白宫，并且在那里度过一个夜晚，免得日后不好意思——万一要是发生攻击呢。我最担心一件事——我有严重的颈椎病，我深信在露天待过一夜之后颈椎病会使我倒下再也站不起来。我决定和一个比我年轻（当时完全是个年轻人）的同志去夜宿，他和我一样，妻子不在身边，他妻子也去外地了。我不想说出他的姓，但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他现在娶了另一个妻子，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这就是记者阿列克谢·潘金，他的父亲也是著名记者，后来担任了苏联最后一任外交部长。我坐在家里一边等他的电话，一边想着颈椎病。电话铃终于响了：“来吧，我买了足够喝的酒，我这有几个姑娘，大家一起去。”于是我一下子感到我有了拒绝的道德借口，我说，对姑娘们来说我太老了，于是我留在了家里，而他在那里游逛了一夜。第二天我妻子和孩子们结束了伏尔加河的旅行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张戈尔巴乔夫的巨幅正式肖像。他们是在客轮上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在船例行靠岸时他们去书店买了这幅肖像作为自己政治归属的标记。
    八月以后开始了最后的挣扎。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遭到了人们的公开讥笑（上帝后来为此惩罚了他们）。叶利钦从前说“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他现在认为他能够取代戈尔巴乔夫的位置，于是开始以战争威胁各共和国——如果它们要退出苏联的话，但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结果苏联在12月走到了尽头。戈尔巴乔夫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勇气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但是在人民中对他没有任何好感。
    后改革
    八月以后我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由于“民主派”的胜利，我陷入了恐惧，由于恐惧我决定把一切抛在一边并开始给报纸和各处写文章，指出我们正在走向灾难，民主派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的终结，而帝国的解体意味着战争。
    实际上一切比我预想的都要好。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没有爆发。成功地避免了最可怕的事情——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及和乌克兰的冲突。我相信在1991年之后将非常迅速地建立具有“法西斯化”的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制度。我国的制度当然不能称作民主制度，但是在1991年我没有想到言论自由（尽管是有限制的）能够保持到2005年，而且甚至在14年之后国内还能保留某些民主架构。
    后来，我认识了戈尔巴乔夫，甚至还在他的基金会工作了一年。我在近距离观察的情况下也很喜欢戈尔巴乔夫。他在经受逆境时表现出的勇气和超脱令我赞叹。我喜欢顽强的、虽然依我看来完全没有希望的和幼稚的在我国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尝试。
    我不能不讲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故事，这个故事从我没有想到和完全不明白的方面揭示了他。1996年，他提出自己作总统候选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就像不明白他的许多行动那样。我自然认为这个想法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但是当我应邀在他访问“莫斯科论坛”（这是一家保持着持不同政见的和准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传统的俱乐部）时讲话的时候，我出于对他的忠诚同意了（出于这种忠诚感我投了他的票，但我担心他什么也得不到）。我当时说，我们现在已有的所有民主元素都应该归功于他。我说，你们大家都非常尊敬已故的萨哈罗夫，我当然也尊敬他。但是让我们暂时假设，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人。什么会发生改变呢？依我看什么也不会发生改变。但是假设没有戈尔巴乔夫——一切都会改变，并且是向坏的方向改变。我不想撒谎，所以我说我不知道他会得到多少选票，但是我知道选票的数量将是我国人民对民主的准备程度的指数。我的讲话非常成功，但是我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东西。这次讲话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多次在口头上、在报纸上的访谈录中讲到：瞧，福尔曼说了，我的作用比萨哈罗夫的作用大，但我坚决不同意他关于我国人民对民主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观点。他两次当着我的面讲过这个问题。我至今不明白，难道说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比萨哈罗夫大对他就是一种巨大的褒奖。他自己是怎样评价自己的作用呢？
    “历史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水落石出”的观点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彻底”弄明白某个事件的意义，而关于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作用的争论将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历史科学还存在。但是我想说一下我自己对他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的理解。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虽然他的计划没有成功，他遭受了失败。我确信，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的出现绝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事件发展的最有可能的方案，甚至是一种最没有可能的方案。
    我觉得，在保留国家和保留象征性的和精神上的继承性的条件下，改革的胜利、戈尔巴乔夫关于逐渐地和有计划地向民主和市场前进的方案的实现，可能性不大，但毕竟是可能的。在这条道路上会出现问题和困难。但是不会发生许多灾难。不会发生车臣战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能够保存下来，它能够积极地参加世界的改造，能够在建立世界秩序方面成为西方真正的“伙伴”，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不可能有本·拉登。不会产生可怕的土库曼巴什政权或者卢卡申科政权。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分化。我不认为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在2005年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即各种政治力量可以民主地轮换掌权。但是向民主的缓慢前进和又一次失败以及后退之间有着巨大差别。失败总是会使“无所作为”的社会人心涣散。
    当然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他的失败也负有责任：他急于求成，屈从于激进知识分子的压力，依我看来他对激进知识分子的顾及大大超过实际需要，而且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对民主做好准备的国家里的民主政治家。如果他身上多一些安德罗波夫的素质，他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他想在不可能“协调一致”的地方达成“协调一致”、在应该采用威慑手段的地方进行说服。依我看来，他不善于了解人，他相信偶然遇到的并且往往是不聪明的人，无论这对一个走过了长长的等级制所有台阶的人来说多么奇怪。但是与他自愿承担的任务的无比复杂性相比，他的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不足”和“错误”是微不足道的。
    实现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就是比得到实行的方案更好的发展方案。但是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尝试，例如，如果苏联政权（其覆灭是不可避免的）是被又一个契尔年科的一伙喝醉酒的军人“爱国者”推翻的，情况就还要糟糕很多倍。
    但是我认为，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意义比其在我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大得多。
    什么人是伟大的政治家是不清楚的。我们形成的意识是，对我们而言伟大的政治家一定是为了取得政权、巩固政权和扩大政权不择手段的枭雄：伊凡雷帝、彼得一世、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当然也有真心为国为民造福的政治家。但是我没有听说过不把为民造福的愿望与取得政权和扩大政权的愿望融合在一起的历史人物。有时人们把戈尔巴乔夫与俄国另一位统治者同时也是改革者的亚历山大二世相比。但是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伟大改革丝毫没有触及到他个人的权力，他是在遭到六次未遂谋杀之后才在其统治后期提出立宪计划的。戈尔巴乔夫是俄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在拥有完全权力的情况下，为了思想和道德价值自觉地限制权力并且甘冒丧失权力风险的政治家。他有着另外的成功标准，他根据另外的、甚至大多数人都不理解的规则做游戏，根据人的道德准则做政治游戏。所以应该根据这些规则评价他是否成功。
    根据政治规则，他应该及时制止汹涌的自发势力，他应该自行建立类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机构，并且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更早的时候。那就不会遭到失败。但是根据他的规则他不可能这样做。根据他的规则这就等于失败。根据这些规则他的失败是胜利。
    只有在我国的政治家不再利用一切手段竭力保住政权（实际上所有接替戈尔巴乔夫的独联体国家领导人过去和现在都在这样做）的时候，后苏联空间才会变成正常的民主国家的地带。这不会立即实现，但是戈尔巴乔夫至少向我们表明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因此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许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无愧于俄国和苏联历史。既然他能够沿着苏联的党的权力等级制台阶登上最高层（怎么上去的——我一直弄不明白），这就意味着这个等级制度中以及整个苏联制度中的一切并不像人们感觉的那样是毫无希望的。既然他能够在俄国历史中、在俄国政治文化的土壤上出现，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中并非一切都那么不好。既然这样的国务活动家领导过我们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将来也可能出现与他类似的人物。

　　自由只对没有得到它的人、知道一切自然的事物都受到禁止的不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人来说才是珍贵的。但是对于在正常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一切可能是不存在的，很难理解自由评论你想评论的一切的权利可能是不存在的。循规守矩的习惯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才明白，沙皇制度毕竟是至少比苏维埃国家正常的社会。
    为了弄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俄罗斯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带来了哪些惊人的变化，我建议所有批评他的人、所有对它横加指责的人找来并读一读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的讲话。当时我们开始抛弃那种荒谬的粗暴的语言和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地、悄悄地带来有益的消息、改变的消息。他作为总书记出人意料地提出“必须讲真话”，提到说空话的害处，提到“人听见的是一回事，而在生活中看到的是另外一回事”。
    请不要忘记，一个有文化的人必须把自己变成傻瓜，必须重复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具有优越性、“资本主义西方的腐朽”这样的话，这对于千百万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没有人要求把戈尔巴乔夫树为民族英雄。遗憾的是，他作为政治家和作为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的人道主义、他的对于人类的全部欢乐和弱点的开放性推动他作为总书记进行改革、摆脱意识形态和生活中的伪善，而这对他而言成了退职之后的厄运。
    戈尔巴乔夫恰恰想把社会主义变为正常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任何人道主义的东西被疏远，可以体面地挣钱，如果你有能力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戈尔巴乔夫想为寻常现象平反。如果他是另外一种人，我们就会像野蛮人那样至今还把马克思和列宁奉若神明。如果另外一个人处在戈尔巴乔夫的位置，这个人永远也不会放开手中的缰绳，不会与谁分享自己的权力。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是一个认真理智地对待自己的历史财富的健康的民族，那么我们应该改变自己关于改革的观点（现在还不晚），至少把改革视作俄国20世纪历史所有悲剧事件的总链条中的一环，把戈尔巴乔夫视作对人们的需要、对真理、对依法恢复道德、良知和理智的回答。
    难怪所有人甚至那些现在对戈尔巴乔夫横加指责的人，在开始时，至少在头两年，无不称赞新的总书记，称赞他的年轻有为、他的朝气蓬勃、他的平易近人，称赞他与生活的真理接近的愿望、他要把赫鲁晓夫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的愿望、他为布哈林以及斯大林大镇压的所有受害者平反的愿望、他消除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的愿望。
    大家都有同感，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没有使人们对再一次“拧紧螺丝”产生恐惧和担心的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没有做任何人们不希望他做、苏联社会的发展逻辑不要求他做的事情。要知道，不仅戈尔巴乔夫，而且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有60年代知识分子都相信可以把社会主义与真理、与民主结合起来。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模仿布拉格之春的活动家们，模仿实行了改革、与所谓的“建设性反对派”进行对话的雅鲁泽尔斯基。
    我曾经与雅鲁泽尔斯基度过几个不眠之夜，雅鲁泽尔斯基在将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隆重大会上的讲话从波兰语翻译成俄语的时候说过，戈尔巴乔夫的开诚布公、戈尔巴乔夫设身处地地为对话者着想的能力，使他感到吃惊。